知青王菊萍一起去云南插队落户才一年就被部队文工团招云了，今年四月，在我县知青插队五十周年的聚会上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前几天，她通过手机微信传给我一首歌曲《谢谢你，妈妈》，这是一首动听的歌曲，不禁使我思念起了母亲，一件件往事浮上了我的脑海。
解放初期，里弄里打儿童预防针，由于药剂过量，一针下去，我不省人事了，赶紧送往医院抢救，仍不见病情好转。到了深夜，出现了死亡症状，医生通知护士，拔掉管子送太平间。母亲感到我还有一点点体温，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谁都无法从她怀里把我运走。就这样，母亲用她的体温温暖着我了，用她的脉搏轻哄着我。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，终于等来了天亮。在母亲一夜的呵护下，我依然还有一点点体温。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本着对老百姓的负责，加上我两个姐姐都在部队里工作，我家是双军属，市卫生部门指示全力抢救。紧接着，专家赶来会诊，在药品异常紧缺的情况下，想方设法调来了针对性的紧缺所需药品，才把我这条小生命从死亡线上拖了回来。
一九六六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父亲整天在学校里挨批斗。父亲是上海市市南中学的教师。市南中学创建于一八六0年，原名清心中学，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曾在该校读书。父亲生于一九0五年，到了一九六五年，该是他退休的年龄了，由于那年他担任着高三班的教学任务，责任重大，校长希望他第二年夏季高考后再考虑退休，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没想到第二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，首先被揪了出来，手指骨头也被打断了。那些天，我家处境实在太艰难了。哥哥姐姐们又都在各自工作部门受到冲击。我又太小，根本无法帮助母亲来分担家庭面临的不幸。母亲一个人挑起眼前的这副重担，抗争着恶势力的强压，她不顾自己的危险，顾全着一家人的安危。
一九六九年初，我要插队落户了。我报名去安徽，没有被批准，一定要我到边远地区去，无奈，谁叫我出生在“臭老九”的教师家庭，最后，我选择了去云南。儿行千里母担忧。在去云南前的那段日子里，为了提高我的独立生活能力，母亲教了我许多独立生活必备的本领，烧饭、烧菜、针线活她都教我了。后来到农村，乃至再后来的成家立业，母亲教我的这些生活本领一直发挥着很大的作用。插队落户临行前，母亲又悄悄地在我垫被被套里缝进了五十元，再三交待，在一般情况下，这五十元是绝对不能用的，只有当生活难以维持时，才能动用这笔钱。那年的四月十五日清晨，我要乘火车离开上海，是母亲一个人送我的，一直把我送到老西门，在我一再恳求她止步的情况下，母亲才依依不舍地放我这个体弱多病的小儿子远行。
一九七二年，我回上海读大学，正值文革期间，社会上很乱，母亲把我管得很严。周末回家，不允许我到社会上的人群中去凑热闹，要我在家里度周末。这种周末，当时被我称为“三件套”的周末。所谓三件套的周末：一、星期六傍晚到家，晚饭后，母亲是一定会来了解这一周学校里的情况；二、星期天上午，要我在家里打扫卫生，扫地和拖地板包括门外和二楼的公用楼梯；三、星期天晚上回校前，母亲又要反反复复地交待，在学校里，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。说来也奇怪，虽说，我已是年过二十的青年，在农村独立生活也有三年了，有较强的处事能力，但是，由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实在太复杂，在母亲面前，我仍会像以前一样，很认真地听取她的嘱咐。回到学校，面对“斗、批、改”，鼓惑大家的是身上要长刺，宁栽刺，不栽花，而我的身上没有那种相应的刺，被说成是斗争性不强的学生。由于听母亲的话，学期、年度的各种荣誉我沾不到边。当时想想，感觉到吃亏，随着后来阅历的增长，我越来越觉得母亲是对的，现在细细回想起来，母亲当时教育我的全是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一九七五年，我大学毕业。记得学校张榜公布学生分配的那一天，我一早就去学校看了结果。我被分配留校工作。我赶紧往家里跑，想尽快把这一好消息告诉母亲，让在苦难中生活的母亲也高兴高兴。母亲是知道我今天要去学校看分配结果的，她早早把家务做好。哪里也没有去，坐在床边，双手合并，放在两腿之间，默默地等待着我的毕业分配消息。当我推开家门告诉她，我被分配留校工作，这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好事情。这些年，家里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打击着她，原本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搞得乱七八糟，她本人也从一个文革前被党刊《上海支部生活》宣传过先进事迹的人物变成了挨整的对象。现在，听到小儿子留在上海工作，有小儿子在身边，母亲感到安慰。但紧接着她又显现出深深的担忧，对我说：“唉，小儿子，妈妈怎么样看，你都不像大学老师，大学老师的学问是很渊博的呀！”听到母亲说这话，我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头脑清醒了不少。这怎么办？母亲鼓励我：“你年纪还不大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学习。”“努力工作，努力学习”这句话，母亲跟我讲过好几次，这八个字朴实无华，但在后来进教研室工作的几十年里，我一直没有忘记，也是一直在自觉地这样做的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我参加了一项军工科研，这是一项国家级的军工大科研，一干就是四年，研制新型的军队作战防护服装。上海没有毒气试验室，每做好一批试样须送到千里之外的某市去进行防毒指标测试，而且经常要去，一去就是两三个星期。那时，我的孩子不足一岁，尚处哺乳期，妻子又是军人，在部队医院工作，要“三班倒”，我们的孩子原来白天是放在离家不远的一位阿婆家，由阿婆帮我们带，晚上是要把孩子接回家的。进了科研组后，我经常要出差，阿婆晚上不愿带会哭吵的孩子。请保姆吧，单位分配给我们的住房面积实在太小，无法再放下一张床。孩子谁来带？这成了一个大问题。母亲知道我遇到困难了，不顾自己的劳累，对我说：“你安心去工作吧，孩子交给我。”那时，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加上我父亲患癌症动了大手术又需要她照顾，她的负担已经够重了。孩子交给了她带，这一带就是三年，一直到孩子入全托。这三年，花去了母亲多少心血，只有我做儿子的自己知道。
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。一九八0年，南市区区长下基层视察工作，在街道和里弄干部的陪同下，专程来我家看望我父母亲，感谢我父母亲文革前收养抗美援朝的烈属子女，花了不少心血把他养大成人，并在文革一片混乱的一九六八年，果断把送入部队，继承他父亲的事业。区长走后，母亲激动地对我说：“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。”文革结束，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迎来了新时代，她的子女一个个又都有了出息。我的大姐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北京外交部工作。我的大哥是弹钢琴的，从工厂生产线的工人岗位上调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。她从小带大的烈属子女，我的异父异母的三哥，也成了一名医生……看到子女们一个个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贡献，母亲感到欣慰。她唯独不放心的就是我这个奶末头（小儿子）了，因为，我是工农兵学员，根底浅。一九九八年，经过努力，学校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和我的业务水平，我被晋升为副教授。得知消息，那天工作结束，我没有回家，而是赶紧赶往老城厢里的我家老宅，去告诉母亲，此时的老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了，丧失了自理能力，需要离休、退休的姐姐们日夜照顾。得知我晋级的喜讯，母亲困难地伸出手，握住我的手轻轻摇了摇，后吃力地和我讲了几句：“小儿子，你小时候体弱多病，在同龄孩子里，你的体质属于差的，老了自己要当心，有些病会复发的。”我怎么听，都觉得这话不对劲，有点临终遗言的感觉，我扭过头，泪落如雨。
灵前哭煞断肠人，世上痛无救母药。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，母亲与世长辞。
斗转星移，往事渐远，但母亲对我的爱，那种纯洁的爱，那种用言行教育令我产生正能量的爱，我一直珍藏在心里，这些年，已融化到我的血液里去了，它将伴随着我，直到永远永远。
（原机械学院 华演）